是民主党，自然要对民主党进行狙击。

　　无论是出于国内的党派斗争还是国家安全，黑人问题都会推向风口浪尖。

　　无论是飞车党、女权、黑人反种族隔离、意识形态斗争，都在把一些个人思潮和价值观推向个人主义、多元化、追求自由、质疑权威、反对体制、逃离社会等理念，人们会变得越来越追求自由与个性。

　　对我们而言，大众文化就是商业文化，我们要把产品与大众的价值观互相通融，大众在追求自由、个性，我们就在产品中注入这两样。”

　　冼耀文捏起自己的西服领子，“西服配衬衣打领带，代表着传统的精英文化，这种文化是精英阶层历经数百年的演变最终定格，而且是制服化，与制度化有很深的联系，不管大众文化再怎么变化，它都会有一席之地。

　　就现在来说，穿衬衣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，穿衬衣要比穿汗衫体面得多。

　　所以，我在创立中华制衣的时候，选中了综合起来起步阶段难度不太大，但生命力又比较旺盛的衬衣。

　　我们第一步的品牌影响力营销告一段落之后，第二步的营销方案就是把好运来衬衣同阶层、身份进行捆绑，要给大众制造出只有在办公室里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才有资格穿好运来衬衣。

　　反过来说，只要买一件好运来衬衣穿在身上，立刻会变成体面人。”

　　林醒良问道：“故意制造出门槛？”

　　“差不多这个意思，我们要给消费者输出这样一个观念：买好运来的消费者都是体面人，只有体面人才有资格买好运来。没有这种观念加持，收入不高的家庭哪里会舍得花上十几元买我们的好运来。”

　　林醒良犹豫一下，说道：“老板，我们的定价是不是偏高了，做一身旗袍不过只需十三四块，我建议推出定价低一点的款式。”

　　冼耀文淡淡一笑，“你说的是最普通的旗袍，那些好的、真丝的旗袍，一件还不是要几十元上百元，我们的品牌定位本就不是面向所有人，价格不能降，只能一步步往上涨，要是谁都能轻松买得起好运来，品牌也就完了。”

　　冼耀文指了指林醒良，又指了指车间楼，“一旦没了品牌加成，我们凭什么跟其他制衣厂竞争？

　　只能依靠压低成本，从你身上，从办公室职员、车间女工的身上，先压工资，再压福利，然后延长每个人的上班时间，降低食堂的伙食标准，什么菜便宜就买什么菜，米也买最便宜的，粗粮、细粮掺着吃。

　　托儿所、医疗室、班车，这些既费钱又对生产没多大帮助的设施，也应该全部停掉。”

　　说着，冼耀文又指向托儿所外面的滑梯，“还在襁褓里就带到托儿所，上班时间跑过来喂奶，为了催奶，在食堂里一个劲吃荤菜，晚上带回去吃的饭菜也会偷偷多打一个人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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