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走，路过一间“御の汤”，他又钻了进去，这次没有很快就走，要了个独立大包间，叫了四个陪浴，一个给戚龙雀搓澡，剩下仨一边占冼耀文便宜，一边陪他唠嗑。

　　运气不错，三个陪浴，三种典型，一个是战争后期丈夫被拉壮丁的农村寡妇，一个丈夫是海军低级军官的寡妇，一个丈夫是战争期间的反战人士，先被抓，战后又被放，不知道在监狱受了什么折磨，亦或者领悟了人生真谛，这几年成了一名反劳动人士，家里的生活重担都压在陪浴身上，还不如前面两个寡妇过得轻松。

　　一个来自农民家庭，一个来自富足市民家庭，一个来自小市民家庭，三个人可以分别代表社会的三个主要构成，她们的认知与观点可以反映出东洋社会的很多问题，冼耀文加了个钟，与三人聊到差点秃噜皮。

　　从三人嘴里，冼耀文获得不少非常有用的信息，比如三个人平时很少吃甜食，不是不喜欢吃，而是糖太贵了，官市几乎很难买到，只能上黑市买，高昂的价格逼得她们恨不得一粒粒数着吃。

　　虽然他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东洋去年的糖产量是3万吨，平均到8300万的人口，人均数量不过0.36公斤，观数字就能得知东洋人平常很难吃到甜食，但冰冷的数字不如真实的感受描述更能直入内心。

　　“搭上盟总的关系，本着悲天悯人的崇高，豁出去走私几批白砂糖，向东京、大阪等大城市输送“平价”白砂糖，让数百万人在端午节吃上甜粽子。”

　　这是冼耀文刚刚冒出的想法，这个生意赚上数千万円相当轻松，想超过十亿円很有难度，涉及的面太广，东洋的权贵、盟总、美国的农业集团，一个不好就会捅马蜂窝。

　　去金谷饭店的路上，他把其中的利害关系理了理，大致决定做这门生意，利润是一方面的考量，建立人脉关系又是另一方面的考量，纽约的关系完全可以从东京延伸过去。

　　西洋料理的晚餐，氛围要比下午的聊天轻松得多，冼耀文把自己定位为男人，松田芳子为女人，两人犹如一对刚刚开始接触的恋人，彼此聊一些轻松的话题，其间，冼耀文也不时卖弄一下学识见闻，抛给松田芳子一些可以用来评估他的碎片。

　　下午的聊天只是打开两人互相走近的大门，松田芳子不是身处热恋中的无脑女，冼耀文光靠嘴说是没用的，实力、为人都得一一展示给她看，什么时候见到够肥的兔子，她才会彻底撒鹰，在那之前，还有很长时间的试探、磨合。

　　饭后，冼耀文先把松田芳子送回去，他自己接着又去了新宿的歌舞伎町。

　　歌舞伎町位于新宿车站的东侧，崛起于1927年关东大地震时期，当时，东京一带有10.5万以上的死者，还有数量不明的失踪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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