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七十八个税课司,固定它们的税收额度,就埋下了之后大明财政崩溃的主因。洪武十八年,皇帝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,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。二十六年,田赋收入达到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石,洪武帝对此非常满意,下旨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。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律法固定下来,后来虽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,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。”
“永乐朝时,农税粮食收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三千四百六十一万二千六百石,可其上升的原因,却并非是赋税定额的增加,而是安南作为一个新归附的省份,将其额度也包含在内的缘故。之后,大明失去对安南的统治之后,岁入又重新回到了三千万石以内。”
吴争问道:“你的意思是说,朝廷固定了各省的最高征税额度,而使得朝廷岁入也成了固定?”
“对,伯爷睿智。也就是说,不管后来人口增加,还是新开垦的土地,都无法进入朝廷每年的赋税额度。对于朝廷而言,一万万人口与二万万人口的赋税,相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”
“可人口的大幅增加和新开垦土地,近百年中,难道就没有人上报朝廷?”
“伯爷问到了点子上。宣德年间,湖广、江西、浙江等地的地主们,对朝廷附加在他们田赋之上的额外费用十分不满,于是有意拖欠税粮,以至于逋赋之数已经超过了当地三年的全部税收。为此,宣德帝做了让步,下旨全面减免这些地区的税粮,免税达三百多万石。然而这一缺额并没有加征于其他省份,从此之后,每年朝廷岁入的最高额,就一直保持在二千七百万石上下。”
“原来如此。你的意思是说,从洪武帝确立了赋税总额之后,朝廷对此后的赋税只有减少没有增加?”
“正是此理,对于耕地,地方官员在给朝廷上奏中,都只是想恢复地亩原额作为现在的呈报额,新增地亩很少上报。这样做的结果是赋税与实际耕地数脱离。自古以来,赋税定额前所未有,不管唐、宋哪朝,也从来没有象我朝这样僵硬、死板地执行这一赋税政策。”
“说到人口,各地新增长的丁口需要成长的时间,很难直接有助于赋税的增加,而过剩的人口往往成为流动人口,更难对他们征税。即使对这些人口进行登记和评定,当地官府也不愿意如实上报,因为担心上报的人口增加数,会促使朝廷重新调整当地每年的赋税定额,从此增加当地需征赋税额度。他们最多是重新调整人均税收负担,由于纳税户的增加,每户的税负减少,这样就使得税收容易征集,同时当地衙门官员也获得了仁爱的名声,并对日后他们的考评起到好的作用。”
吴争大概已经听懂了,虽然对莫执念说赋税失控致使大明灭亡的说法半信半疑,但对于莫执念的博学强记,有了新的认识。
看来,这个所谓的杭州富商,应该不只是富商那么简单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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