千余万两的粮来，届时，粮商又借乡民急需还粮，趁机压低谷价，谷贱伤农之时，乡民损失又岂下千万两？”

　　袁世凯的话只使得张謇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他还从未算过这么一笔细账，更准确的来说，他从未曾考虑过，放之一省，高利盘剥给乡民造成的银钱之亏竟然如此之大。现在细细盘算可不正是如此，所谓“仁借青黄不接糊口之粮”，表面是看似“仁”，可那“仁”的背后却又是一柄杀人不见血的刀。

　　“季直兄，小弟请问，如果这两千余万两本应为高利盘剥的银利尽入乡民之手，那荷包里丰沛了，乡民届时自然会添衣买布，自然会买以商品，到时候何愁商业不振，实业不兴？”

　　自从出任浙江巡抚以来，可以说为了充实府库，袁世凯可谓是想尽了种种办法，除去借着剿灭乱匪的时机重整善后局、厘金局之外，又仿效台湾建立了禁烟局，以推行烟土专卖，虽说籍此增加了进项，勉强维持新军编练，但于推行新政而言仍有不足。

　　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振兴商业，而这又是新政的核心。如果振兴商业？如何发展实业，这无一不在考验着袁世凯。

　　相比于关内任何一位巡抚，袁世凯无疑是最年青的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更能放开手脚来，更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善于用人，除了用了一批留美幼童之外，他甚至还从东北挖来了一些人才，也正是那些从东北来的人，把经济统制理念带到了浙江，尽管受限于外部环境，仅只是改头换面推行一部分，但却已经显现了其功效。

　　就如同成立浙江省粮食公司一般，虽说未能如东北一般，“悉数统制粮食购销、尽得购销之利”，但仍然打破了粮商对浙江粮价控制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借粮于民的方式，获得了百姓的信赖，从而为将来收购粮食直至垄断市场打下基础。而相应的粮食公司的成本亦能从根本上高利盘剥、谷贱伤农等问题，进而使乡农收入增加，达到增加消费，刺激商业的目的。

　　按照那些人的说法，这是市场的基本循环，乡农越穷生意越难做，生意难做就谈不上振兴商业，反之亦然。正因如此，只有千方百计的增加乡农的收入，才有可能刺激商业发展。

　　虽说不懂做生意，但是袁世凯却懂得口袋里有银子才敢花银子的道理，可以说这是最简单的道理，也正因如此，他才会从去年开始在权衡数月后，同意设立粮食公司“与民争利”，而争的这个利，就是为了借手粮食公司把地利从富绅的手中放还到乡农之手，当然官府亦能从中渔利。

　　其实，袁世凯之所以能够下定决心，恰恰是因为其在心里同那位东北的三省总督在那里比着，于其看来既然他唐浩然能用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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