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治之的味道。

　　比如我主导置制使府和镇抚府的治所，被移到了徐州，然而徐州又成为了朝廷直辖的归元府，依照制度除了我这个实领的少尹外，头上还有个在广府遥领的正尹，余下的长史、司马、别驾，可都是需要由朝廷直接任命的；

　　而崔邦弼以行右统制官，领密州守捉使；作为后来者的置制副使刘延庆，则兼任了所谓的青州刺史；赵隆则成了青沂防御使，兼济州刺史；王贵以前军统制兼知淮泗巡防使，名分上还是继续与我淮东脱钩状态。

　　余下其他的兵马使、团练使、都监、各营正将等将领军吏，则各自按照表现和出力，待到淮军的叙功名单出来之后，国朝再予以审定和封赏，乃至追加抚恤伤亡诸事。

　　无不是体现出看似公允的编排之下，各种细节上大小相制的用心和蕴意来；比如在恰当的时机，以升官和调整为由，很容易就可以根据这些职分和管辖地，将原本的淮东镇，如今的领淮北道给肢解成，四五个规模更小的地方守臣。

　　只是在我看来其中大多数的布局和暗手，都已经没有什么卵用了。

　　至少就现今的格局下，既然王贵、崔邦弼和赵隆都在暗中全面倒向我，或者说是紧密团结在淮东制置使为首，地方既得利益群体和矽统内的情况下；就算有一个态度不明的刘延庆充当异见者，也实在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了。

　　当然了，因为某种战场上的延迟和阻断，关于魏晨和他麾下河南别遣军的处断，尚且还没有及时得出来，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伏笔和悬念把。

　　于是作为国朝的随军代表，那位刚刚升任了右班都知、内客省使的大使臣，吴穆吴公公顿时变得炙手可热起来了，因为，送往江宁叙功报赏的名单上，需要他进行初审和副署的。

　　而对于我而言，同样有许多事后的工作需要处断。

　　比如收缩大三角贸易船团的规模，以减少运营的成本和损耗；然后从中抽掉好手和船只，来进一步扩大淮东，不，现在应该是淮北水军的规模，以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开源节流。

　　这一次北伐班师之后，除掉那些沿途征发的民役和裹挟来的人口，如今淮东境内形形色色的各类武装人员，已经达到了近十万的规模。

　　除了一小部分老弱伤病需要裁汰遣散归乡之外，剩下来其他的编制，也需要重新编派和安置，而不是将这些上过战场，有一定军队服役经验的人手，随随便便的就浪费在田稼里；

　　至少有了我这次带回来的人口，大量充入编管营之后，普通的工矿农业生产和日常的工程项目，已经不怎么缺乏人手了：因此，这些上过战场的武装人员，完全可以派上其他更多更好的用处：

　　比如转移一部分到黄河北岸的隶州、沧州、乃至新占据德州境内去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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